重返未来2020:带着“偏见”的失败学家们,如何
来源:http://odaiyun.com  日期:2020-04-03

“重返未来2020——一群失败学家的偏见”主题活动现场日前,爱道思人文学社在北京举办了以“重返未来2020——一群失败学家的偏见”为主题的活动,八位青年学者别开生面,以TED式的短演讲方式,将各自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对“元问题”的探讨集合到一起,试图破开学术丛林的迷雾,为公众解说“失败”,寻求更为根本的解决办法。

几位学者分别在哲学、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耕耘多年,自认研究的都是“失败”的学科,也据此自称为“失败学家”,提出“重返未来”则是希望能借助对各学科的“失败”研究来认清当下,进而谋划未来。

施展:历史学是未来学,也是失败学外交学院教授、史学博士施展甫上场就将整场活动称为“失败学家的偏见大会”。

施展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大陆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颇有研究,著有《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但迈斯特在学界之外却鲜有人知,他笑言这也是一位失败的学者。

迈斯特不相信善恶果报,他相信道德只与人的内心价值判断有关。

正如为善不计后果,即便得了失败的恶果,也是真正的道德,呈现出永恒的意义,也就是施展所谓的“成功的失败”。

回到他的历史学领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历史不过是不断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失败史,即失败是永恒的结果,成功才是其间的偶然,而只有永恒,才会带来意义。

因此他说,历史学就是未来学,历史学就是失败学。

前者是指未来无法预测,但可以借助历史来追本溯源、看清当下,再依之谋划未来;后者则是进一步反思前者,要谋划未来,必须认清历史的失败本质,从失败之中提炼出意义,凭借这种永恒的意义面对未来。

施展强调,失败让人看到人性的有限性,勇于承认失败让人看到人性的无限性。

正是失败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人类的价值。

至于他对“偏见”的偏爱,也是基于对失败学之意义的理解。

施展解释说,任何有特定角度的观点都是一种偏见,或者可以视“正见”为一种自以为是的偏见。

所谓的正见通常是理性的对象,有着严格的标准和推导过程,不需要依靠“相信”存在,而意义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在于其不理性。

就像宗教对于人类的吸引,基督教早期神学家、人称“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曾说“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倘若追求意义,必然要有直觉性的相信,从这个角度看,正见更像是走向意义的路径,偏见反而道出了意义本身。

翟志勇:法律本质上是战争的替代品,并不会自动赋予正义在日常认知里,法律似乎天然与公平正义联系在一起,可“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这样的言论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翟志勇听来,却只能一笑置之。

翟志勇希望回到法律的根源来解释,法律实际上是作为战争的替代品出现的,赤裸裸的暴力战争被转化为文明的法律战争,律师就是法律战场上的雇佣兵。

换句话说,法律是实现正义的斗争机制,本质上一种文明化的战争形态。

因此为了维系和支撑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机制,必须建立一套稳定的自身逻辑,其中也就包括法律只相信证据,只解决普遍性问题等,这也是很多案件的判罚会成为公众热议话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翟志勇老师援引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著名的“坏人论”佐证自己的观点,即要想了解法律的性质,最好从坏人的角度出发。

只有从人性恶的角度看待法律,从战争的角度理解法律,才会理解法律和正义并不天然连接在一起,法律是一种制度正义,只是一种借以实现正义的途径。

尽管如此,法律依然是代替战争的最好方式,而人要实现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理解法律、认识法律,能够以法律意识保护自己,让法律的正义捍卫自己的正义。

李林:人之高贵在于必朽而又永恒追求不朽李林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他认为,宗教可以概括为一套追寻不朽的技术。

人类意识到肉身必然腐朽之时,终极问题就变成了必朽而又渴望不朽。

不论是针对肉身炼制长生不死的丹药,还是逐渐发展出成熟宗教,借助精神不朽的理念来回应这个问题,最终不仅几乎无法摆脱必朽的命运,还不免要面对一个矛盾:为了实现不朽的宗教,也在不断走向腐朽。

即便是世界三大宗教也难脱这样的命运,只能依靠一次次的自我净化来抵抗这种必将到来的腐朽。

李林指出,人类发明宗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追求不朽,而从这个角度看,宗教正是在捍卫人性。

宗教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顺便”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大量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更重要的是,宗教展现了人性的高贵之处,人类面对必然走向终点的命运却不甘于此,坚决与之搏斗。

正是这种明知不朽却敢于追求不朽的失败学,为我们昭示了世俗社会之中宗教的真正价值。

雷博:“失望”才是解读中国历史的情绪密码第四位失败学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史学博士雷博,他并没有以“失败”为中国历史定性,他认为“失望”或许是更合适的词。

细数历史人物和事件,似乎总有一层悲凉的底色,而失望之来源正在于人对大同世界的希望,这种从未真正实现过的希望成为人们勇于面对失望的力量来源。

历史上,满怀希望的改革家大多以失败告终,留给后人无尽的失望,但倘若连希望都不曾有,恐怕只会迎来更加晦暗的结局。

雷博总结道,中国文明史之所以延续至今,正在于“失望”与“希望”构成的双螺旋,贯穿整个中国大历史与中国人的精神史之中,并一直绵延到当下。

历史和文明的真相映照到作为主体的人也是一样,既有对于失望的接受和扬弃,也有对于希望的审慎和执着,如此方能在失望和希望之间步入未来。

张笑宇:技术改变世界的路径是混沌的技术不必然改变世界,更不一定会按照人类预想的方式改变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尖锐地指出了很多人对于技术的误解,他以阿卡塔玛硝酸钠矿战争、火车的发明以及一战时期索姆河战役中机枪的出现为例,这些失败的历史恰恰解释了技术在改变世界的路径上其实是异常混沌的。

从技术史的角度看,单纯追求以技术改变世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错了。

人类与技术之间并非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技术并不存在应该对人类产生价值的预设。

或者更宏观地说,只有能够改造人类之为人类的物理属性的技术,才会必然改变人类的世界。

由此张笑宇认为,与其回答技术如何改变世界,不如关心人类本身更有意义。

李永晶:社会是一种反人性的力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强调的是社会学中非常正统却往往为普通人所不知的观点:社会一定是反人性的。

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文明的进程》中提倡社会过程的概念,而社会变得文明的过程,就是社会中人的情感和情感控制的演化过程。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规训,使人在情感上控制自我,尽可能地考虑他人感受,即社会越进步,人的自然情感就越受到约束和压抑,也就是所谓的反人性。

这是一个乍看来是偏见实则是社会学普遍认可的观念,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自杀论》中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自杀,自杀是一种社会事实,个体在遭遇不幸时可能选择轻生其实正是社会的属性之一。

社会是由无数人的互动所形成的巨大的网,人无法逃过被塑造的命运,社会塑造个人的情感、欲望乃至一切,人在其中无所遁逃,即便是社会进步也改变不了这种内在的事实。

李永晶表示,正因为如此才要以清明的头脑认清真相,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到社会的反人性,如此才能穿过表象,抵达意义。

刘玮:哲学最大的意义正是失败本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刘玮笑言,相比前述的失败学家所谈的失败,哲学才是失败中的失败。

哲学自诞生起,始终未曾摆脱被嘲笑的命运,即便是被称为“科学与哲学之祖”的泰勒斯也难逃于此,黑格尔据此将哲学描述为“人们无所取用,而婢女必然嘲笑的一种思。

”不仅如此,原本涵盖各种学科、作为知识代名词的哲学如今显得越发狭隘,学科疆域不断被蚕食。

即便是学科内部,纵观哲学史,哲学家们宛如西西弗斯,不断在进行智慧和思想论辩,周而复始,没有任何哲学理论能够完全经受住后来人的批判,可谓是一门毫无累积效果的学科。

哲学的历史看来充满失败,而这些失败本身就是哲学最大的意义。

刘玮说,哲学家不仅热爱推倒前人的理论大厦,也热爱将自己的理论依照逻辑推演到极致。

于是,无论什么理论,哲学总能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前提,经由不同的推演过程得出不同的结论。

了解思想之广之深之极致以后,还能坚持清明和温和,这才是哲学的无用之用。

李筠:政治是权力的总体性游戏最后一位学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政治学系主任李筠,在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上他指出,政治是所有人都会输的游戏,不论是政治强人、理论大师或者厚黑专家,无一不在政治上折戟。

甚至可以说,政治学正是政治失败的产物。

政治之所以如此失败,其实归结于由权力制造出的人性实在是曲木难直。

政治学认为,人与人是依靠权力连接在一起的。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权力就是将人捆在一起的枷锁,引诱人不断走向失败的权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背景和要素,政治则利用权力。

从根本上来说依靠权力连接的人性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即便是权力配置改变也难以改变政治必然失败的结果。

所以,李筠将政治概括为权力的总体性游戏,是一场关乎所有人事物的权力计算游戏,而他邀请大家一起做冷静理智的观察者,见证“权力的游戏”。

回到演讲一开始,首位出场的青年学者施展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八位学者都是带有某种“偏见”的失败学家,都希望超脱自身所在的学术领域,将与生活世界直接相关的意义和现实生活连接起来。

他们一面抵抗着学院派的规范研究,做“失败”的学者,一面拒斥着鸡汤式的流俗回应,将“失败”挂在嘴边,因为他们正在一起探索一种全新方式的“元问题”研究,从各自学科的“偏见”出发,共同讨论背后的永恒问题。

最后出场的李筠也在返场时为整场“失败”演讲做了总结,几位青年学者研究的元问题,出发点就是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他们所谓的“源问题”也就是学者面对的学术史问题则是第二层,他们最终要帮助解决的其实是普通人在面对生活时的直觉式的“原问题”。

学术的藩篱不仅在公众和学者之间存在,在学者与学者之间亦是深植。

八位学者通过巧妙的概念互换,展示各自“失败”的研究,也在研究各自的“失败”。

他们的尝试似乎不止于以“失败”勾连起不同学科,更希望以提出“元问题”来寻求更具有大众价值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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